海富通总经理刘颂：
二次创业，重在核心能力
到一家成立了十二年的“老”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新”总经理，刘颂会给海富通带来什么？
海富通的“二次创业”论
发型一丝不苟，西装革履商务范儿十足，英国留学和从业背景让他看起来确实很符合海富通这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的形象。刘颂谈话语速很快，并常以手势来加重语气，他很少使用模棱两可的表态，更爱干脆利落的表达意见。
“海富通正处于一个二次创业时期。”刘颂明确表示，二次创业，重在核心能力。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海富通成长为一家拥有全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年金、QDII、专户理财、社保、QFII、RQFII、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这在中型基金公司中并不多见，这是一次创业的成果，二次创业的本质是从借外力到练内功的转型，二次创业成功的标志就是拥有别人学不会、偷不走的核心能力。
“每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都有独特的DNA，海富通作为一家全牌照的基金公司，要处理好很多业务发展顺序问题。”
自履新以来，刘颂最重要的工作是对海富通的投资能力做了一些梳理。在他看来，海富通各项业务在目前的市场情况较优先发展的是固定收益和绝对收益，其次是进一步提升相对收益、量化投资，FOF以及MOM等创新业务的能力。
在刘颂看来，海富通的固定收益团队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已经到了即将腾飞的临界点，业绩已经有了一定体现，将来希望能把规模做大。在目前海富通基金超过1000亿的资产管理规模中，超过半数为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中海富通的固定收益公募基金产品在晨星数据今年以来业绩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第二块是绝对收益。目前海富通的绝对收益团队，管理着规模可观的年金和专户，这也是公司投研的一大特色；
第三块是相对收益，主要指公募基金以及某些以相对收益为目标的专户；
第四块是量化投资，目前已经有了业绩不错的产品出现；
第五块是FOF、MOM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
“一家企业不可能同时打造几种一流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二次创业者或者后发者，总体优势的确不及先行者，所以需要找到自己可以优先发展的核心能力。”刘颂表示。
《孙子兵法》对此早有论断：“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所以，后发者进入市场，获胜的关键点在于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重构投研文化
《孟子·尽心下》有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意思是“贤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 因此，结合海外基金也发展的历史和当今市场环境，刘颂对于基金公司管理也做好了充分的思考和论证。
刘颂认为海富通的企业文化也需要“二次创业”，尤其是投研文化。刘颂心目中最理想的投研文化是：团队成员之间在一个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会有很多观点的碰撞，很犀利却不伤感情。
在刘颂看来，任何一个员工，任何一个基金经理，对自己职业都有诉求。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团队成员的相互支持，公司投研文化和基金经理性格的匹配尤为重要。
对于海富通而言，作为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投研文化必定会受到一些海外主流投研文化的影响。风格形成的一方面是人，考核机制决定你的行为。
在一年到两年的短周期，只要求基金经理进入前二分之一，而不是要求去拿冠军。在刘颂看来，拿冠军往往需要去“搏”，这种判断可以对，也可以错。而刘颂更希望看到基金经理能够保持一个较为良好的业绩。
同时，海富通作为一家全牌照的公司，接触的客户，接触的钱的类型很多，专注一种类型也不够。基础研究的质量和体系的可重复性更加重要。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基金行业没有一个基金经理每次都能精确预判市场，因此，更重要的是他们后面的投研体系是完整的，可重复的。
刘颂透露了海富通激励政策制定的一些原则：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鼓励他出业绩，以方便销售团队可以更多的推广这位基金经理的产品。而对于成熟的基金经理，则要鼓励他稳健。
在刘颂看来，基金公司需要淘汰机制，但末位淘汰太僵硬了。末位淘汰很容易执行，实际上却是比较懒的一种做法。相反，需要有一套透明公正，衡量基金经理的一套体系。譬如如果有一个基金经理一年四季度都在第四分位，那么红灯会亮，会有一套严密的跟踪机制。在基金经理下单之前，问清楚他是怎么考虑的，是否言行一致，逻辑是否会有矛盾。
“年轻的时候需要成家立业，伴随着职业的成长，应该在时间精力更多考虑公司的利益。”在刘颂看来，作为职业经理人，要相信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因此，他并不在意10%-15%薪酬的差别，倘若做得不好，多得到一些薪酬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相反做得好可能会获得200%的增长，因此不如把精力集中在构建整个职业生涯。
中国公募基金等待“催化剂”
自1998年“老十家”成立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经走过17个春秋。不过，刘颂看来，资产管理行业还远未到成熟期，大公司、中型公司、新公司依然有很多上升空间和机会。
看一个国家资产管理行业的容量，主要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GDP，另一个指标是储蓄率。以GDP计算，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说明这个行业的容量很大。
刘颂认为，从海外的情况来看，以美国为例，共同基金也经历过多年发展缓慢的情况。美国共同基金发展的催化剂是401K计划，而中国的公募基金业也在等待一个催化剂。
美国401K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指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
这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横跨保险、储蓄、投资、贷款等业务的比较先进的金融制度安排。资金可投资于股票、基金、年金保险、债券、专项定期存款等金融产品，雇员可自主选择投资方式。
从整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零售偏大，而机构偏小。从长远来看，一定是机构主导。中国属于相对集中的经济体，目前很多大机构并未入市。
倘若将这个盖子拿掉，未来整个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很大改变，整个市场的体量也会增加很多，这样看来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还有很多被“催化”的可能性。
过去几年，大量公募基金经理甚至总经理纷纷离职创业，也即通常所说的“公转私”。在刘颂看来，这也是国内资产管理行业并未成熟的标志之一。“公转私”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情况。
刘颂认为，早期的基金经理没有历史业绩，但公募牌照很值钱。后来伴随牌照的放开，导致了基金经理的价值提升，再加上一波牛市推波助澜，致使“公转私”现象普遍。不过，这在将来可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状况。一方面基金公司一直在改进，另外一方面有部分基金经理在奔私之后失败的例子会变成案例，变成行业的经验。
在刘颂看来，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年轻人是非常幸运的，从研究员到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迅猛发展的行业在缩短职业发展周期。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鉴海外成熟市场的培养人才的机制和经验。
“可以长期存续的行业一定有其社会意义”，刘颂指出，资产管理行业的社会意义是养老。而在遥远的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会变得与成熟市场类似。
刘颂认为，资产管理与投行业务有很大不同。投行需要持续寻找新业务，类似于100米短跑，讲究爆发力；资产管理的规模会积累下来，类似于马拉松。某种意义上说，基金经理与医生一样，是一个讲究经验，讲究积累的职业。
“刚性兑付”泰山压顶
刘颂认为，过去几年公募基金行业的数据表面看起来光鲜，实则另有玄机。
截止2014年年底，公募基金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4.5万亿，与2007年牛市的3万亿相比，行业资产管理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然而，如果把数据放在一个泛资管的大环境里看，相比银行理财、信托等泛资管产品，公募基金的增长可谓小巫见大巫。以信托行业为例，2011年-2013年的短短三年间，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以53.08%的年化增长率从3万亿元大幅增加至10.91万亿元。而从公募基金的数据来看，过去几年真正增长的资产是货币基金，股票类资产不增反跌，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缩水更多。
在刘颂看来，泛资管产品的增长是真实的，体现了居民对于资产管理产品的需求，只是钱都跑到信托和理财产品里去了。并且那些增长迅速的产品，往往都隐含着“刚性兑付”的意味。
所谓“刚性兑付”，就是金融产品到期后，产品发行者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以及预期收益，当产品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发行方或有关部门需要兜底处理。
“刚性兑付”一直是国内理财市场上不成文的“潜规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有异于境外的特殊现象。刚性兑付的实质是监管部门有要求，在出现违约事件时要求相关机构设法帮助投资者解决。
从结果来看，刚性兑付的情况时有发生，既扭曲了市场机制，提高无风险的收益率水平，又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风险。财富配置就容易过度集中在某一类或几类资产类别中，要么容易造成财富管理的低效化，要么容易造成某类资产价格的泡沫化。
根据马克维兹的有效边界模型，只要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确定，可以求得一条最有效率的投资组合边界曲线。
刘颂认为，假设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多数隐含“刚性兑付”的信托产品无风险收益率在10%左右，这意味着公募基金的多数产品，都在投资者的有效边界之下。
这同时意味着理性的投资者多数不会去购买基金，因为基金多数是不保本的，只有收益大幅超越理财产品，才能回到有效边界上。2015年上半年，投资者对于股票的收益率预期很高，股票型基金才重新回到了有效边界上来。短短5个月时间，公募资产规模就从去年底的4.5万亿增加到5月底的7.36万亿元，迅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2007年的那一轮牛市。
刘颂认为，“刚性兑付”的预期，扭曲了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风险收益情况，这是除了机构占比偏低之外，公募基金业面临的第二个盖子。“建立优秀的投研文化，练好自己的核心能力，当盖子揭开的时候，海富通的二次创业就有机会获得成功。”
2015-12-8
